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刘皇帝对开国元从、功臣勋贵厚待的同时，都是采取一种隐约的限制态度。不论是历次处置的勋贵，还是标志性的滑州案，以及后续由赵普牵头出台的一些限制政策，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展开的。 不限制不行，历来开国王朝，都免不了骄兵悍将之祸，战乱之时是功臣，和平时期控制不好就成了祸害。 赵匡胤通过赎买政策，搞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解决了这个矛盾，但同样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骄兵悍将是解决了，但国家与百姓的负担重了。 刘皇帝过去也是这么做的，哪怕不像赵匡胤做得那么“极致”，但同样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后续的限制政令，也是调整的一种举措。这毫无疑问，是在勋贵阶层中引发了诸多不满，若不是过去的积极扩张，以及商业、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勋贵们从中获利，缓解了一些矛盾，大汉内部的问题恐怕要更加深重。 同时，为了平衡勋贵阶层，对庶族官僚的扶持，则是刘皇帝大力推动的。而事实证明，这个阶层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随着赵普为首的一批大臣，陆续得到重要，占据朝廷要职，掌握大权，也确实取得了一定对勋贵的压制。赵普能为相那么多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凡事都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弊端，庶族官僚的崛起，也带来了诸多吏治问题，贪腐只是其中最为粗劣的表现，也是刘皇帝用来开刀释放矛盾的理由。 而从扬州案到卢案，刘皇帝的目的，也在于此。一方面压制勋贵，一方面又打击官僚，籍以巩固统治，维护皇权，但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君臣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在加深之中，权力、利益是一方面，刘皇帝过度的强势与膨胀的权欲，也让勋贵与官僚艰难忍耐。 与过去一样，百姓观者如堵，议论纷纷，叫好不断，而被强令观刑的公卿大臣、勋贵官僚们，则缄默不语。 很多人，甚至还没有从中秋夜宴的宿醉中彻底清醒过来，但那明晃晃的刑刀，那血淋淋的人头，也足以令其惊醒，汗毛倒竖。 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影，每个人都仿佛脖子上悬着一把利刃，危机感与恐惧感交杂，让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很多人甚至不免疑惑，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此大兴酷狱，如此大规模屠杀官僚，皇帝到底要干什么？ 同样的，很多人也忍不住“狡兔死，走狗烹”的方向去联想。不是没有清醒的人，但是屁股决定了立场，他们更多的感同身受，也是这种下场与结局，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过去这种感触或许还不深，但这一回，几乎所有的勋贵大臣们，脑袋里都绷紧了这根弦。卢多逊的下场，就是明证。 不得不说，刘皇帝这番狠辣，甚至不按规矩的强硬做法，效果是显著的，满朝肃然，无人不惧。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君臣之间的隔阂加重了，大臣们对刘皇帝已然是畏惧大于信任，这自然是相对的，毕竟，刘皇帝又何尝真正地信任过这些权贵？ 不过，刘皇帝的权威实在太重了，这些权贵们哪怕心中有诸多的想法与不满，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沉默，只能蛰伏，不敢冒头。 谁敢冒头，大抵就是个人头落地，家族衰败的结局，这一点是明显的。君强臣弱的时代，所有人也只能按照刘皇帝的规矩来，至于对抗，且不提有没有那个实力，就权贵本身的松散就是一个问题，各有各的矛盾，各有各的利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凝聚起来。 倘若发生那样的情况，最终也会形成相互攻讦，借机整倒政敌的结局。这么多年，大汉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刘皇帝，所有人事也都是围绕着他一个人展开的，没有人能够替代。 前两次的时候，被强令围观，还有人不忍见此惨烈场面，甚至有些官员，嘴中抱怨，影射“暴政”。 lt;div style=quot;text-align:center;quot;gt; lt;scriptgt;read_xia();lt;/scriptgt;ｍ.HZＧjｊX.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