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才真正焕发异彩起来。 他虽然猜到史轸此时欲金蝉逃壳，必是看透眼前的危局，但他同时也很疑惑，史轸作为兵部小吏，半辈子埋首案牍，怎么就有这样的眼光？ 长期以来，王禀与他也是有一些分歧的，就是王禀虽然对赤扈人极为警惕，在诸多执政大臣里，甚至可以说是最为清醒的一个，但警惕性还是不够。 要不然就不可能发生王番举荐曹师雄执掌岚州军政，他们却为顾忌王番感受而不知会徐怀、最后大家闹得不欢而散的事情了。 连王禀这样的人物，都难逃这样的局限性，史轸为何能有如此清醒的意识？ 徐怀没想到史轸从他祖父一辈，就是武经总要的实际编撰人，那这一切就合理了。 朝廷律法并没有一套完整清晰的法律文件，而是由立朝以来所颁布的无数道御旨谕令构成，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前后矛盾、冲突的律法体系。 新上任的官员就算有几年的积累，也几乎不可能搞清楚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他们处置各种事务，压根离不开手下那些在这套体系钻研了半辈子乃至一辈子的老吏协助。 而因为这种知识性的垄断，也就很容易形成父子相传、对某种吏职的垄断。 史轸从他的祖父到他父亲到他；在他祖父之前，史家甚至就有几代先人在兵部及前朝兵部任吏，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而历朝以来都有任命士臣修撰经义的传统，但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乃是实际的编撰工作却都是由具体的吏职去做。 这也就容易形成深厚的家传家学。 大越修撰《武经总要》，初衷是希望文武将吏都能系统性的学习、学握军事知识。不过，在以文御武、以文治武的祖宗法限制下，《武经总要》成为士臣纸上谈兵的依仗，而真正有着统兵作战经验的禁厢军将领，却很难参与到军事决策的讨论中来。这使得大越文武将吏对军事知识的学习掌握，是极其流于表面的。 相比较之下，史轸及其父祖作为武经总要的实际编撰者，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统兵作战经验，但他们在编撰时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需要掰揉碎了后反复的考证、研究，因而他们对《武经总要》的研究、理解，远非那些纸上谈兵的士臣能及。 徐怀坐回案席之后，盯着史轸，说道：“史先生说对兵事略知皮毛，我却想听听所谓的略知皮毛，如何叫史先生身在应州感受到有垂堂之危？特别是刘世中、蔡元攸今日说到借兵，又是怎样的略知皮毛，叫史先生立时有如坐针毡之感，迫不及待想抽身逃走？” 史轸见众人都盯着自己，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一改之前的谨慎猥琐，饮着茶说道： “蔡元攸等人以为赤扈人蛮族也，新得辽东数千里之地都难以掌握，对南面不可能会有领土上的贪念。他们畏大同残敌困兽犹斗，因此有借兵之念，实属正常。这也是与联兵伐燕是一脉相承的。王禀相公极力反对，但在朝中也是孤木难支。赤扈人数度遣使秘密抵达汴京谈联兵之事，负责招应之胥吏，我也相熟，闲暇茶酒间会谈及赤扈的一些风土人情。而我朝几次秘使归来，也都会有实录呈禀御案之上，最终归档时，我们这些院司的小吏也是有机会一睹其貌的。事实上赤扈人立国正式仿效契丹行宫帐制，并组建怯薛宿卫军控制体系繁杂的诸多部族后，崛起已是必然，不能再以等闲蛮族视之，很可惜满朝文武能看到这一点，仅王禀相公数人而已——史轸吏职卑微，更是不足一提的。” 徐怀沉吟着没有作声，但他心里清楚，哪怕是王禀在走进桐柏山之前，对赤扈人并没有系统性的认知。 王禀反对联兵伐燕，是基于唇亡齿寒的朴素思维以及对大越本朝内部忧患的清醒认识。 甚至徐怀他自己也是这两年来才一点点的补全对赤扈人的认知。 徐怀没有想到，汴京之中竟然早就有对赤扈人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人存在，但可惜史轸没能科举取士，在兵部半辈子才得举荐担任一个九品小吏，这除了他个人努力、才能出众，很可能还沾到他父祖的余荫。 这决定了史轸他个人就算对赤扈人有清醒认识，但微弱之极的声音却发不出来。 “赤扈仿效契丹行宫帐之制，但契丹以往并没有对中原构成威胁，相反百余年来双方基本能和平相处，远不及西北战事激烈……”王举这时候忍不住趋前问道。 王举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代名将的机会，但种种特殊因缘，他的见识也远非一般的西军将领能及。 “我朝高祖定鼎中原，精兵强将横扫河淮、大江南北，无遇敌手，却在立朝之初，数度大损于契丹之手，怎么能说契丹宫Ｍ.ｈＺgJＪX.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