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现场留下的带血鞋印与被告人所穿的尺码、底部花纹一致，并未做进一步的鉴定，就推定被告人到过犯罪现场并实施杀人行为是武断的、不科学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很简单的推理，这个世界上穿43号品牌运动鞋的人又何止被告人一个，我想请问公诉人，按照公诉机关的逻辑，是不是每一个穿鞋的人都是杀人犯呢？” 公诉人：“当然不是！带血的鞋印只是众多证据的一个，与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 “公诉人刚才也说，带血的鞋印只是一个旁证，你们根本没有直接的证据，凭什么来定我当事人的罪呢？” “辩方律师扯得太远了。” “好，咱们继续说回鞋印的问题，现在刑事侦查技术这么发达，检方不会不知道‘足迹鉴定’吧？不同的人，即便穿同一只鞋子，也会因为脚掌压力分布不同，以及足迹的纵性轨迹不同，留下的足印也会产生根本性的不同。但检方只粗略测量了足印的长度以及对比了鞋底的花纹，并没有对足迹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就认定这枚足印是被告人留下案发现场的。人命关天，我想知道，这不是草菅人命这是什么？”郝玫愤怒地一拍桌子，发出砰地一声。“我请求对现场提取的足印做进一步检验。” 公诉人：“足迹鉴定在法律界争议很大，出过很多冤假错案，因此本院认为没有进行深入检验的必要。” “不管如何，鉴定结果是对本案的一个重要参考。”主审法官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郝玫的请求。 郝玫提出的第二项质疑是，根据警方所作的bpa（血迹喷溅形态分析）实验，杀人凶手的身高应该是175—185之间，而周秘脱鞋之后净身高是1米88，超出最高阙值3厘米。 郝玫又拿起那只在周秘车上找到的带血的袜子，“我想问控方一个问题，受害人的血是如何到这只袜子上的？” 见识了那一连串刁钻古怪的问题，控方检察官回答问题已非常小心，“应是犯罪嫌疑人对受害人进行侵害时，沾染上的。” “是正在进行侵害时，还是在侵害之后？这一点很重要。” 检察官犹豫了一下：“按常理，应该是受害人受到侵害时。” “检察官的意思是说，当时犯罪嫌疑人实施杀人行为时应该是穿着这只袜子的，对不对？” 检察官硬着头皮应了一声：“是。” “很好。”郝玫拿出警方勘察现场时提供的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这只染血的袜子。“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请看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 郝玫申请当时取证的法证人员上庭作证。“请问这只袜子是在哪里找到的？”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上。” “具体呢？” “车后排的座位上。” “你们发现之后就立即拍照，没有经过其他的技术处理？” “是。” 证人下去后，郝玫对审判长和审判员说：“取自犯罪嫌疑人车上的袜血迹形态非常奇怪，因为袜子两边都有血迹，且形态差不多。假设犯罪嫌疑人当时穿着袜子，沾在袜子左边外侧的血迹，是绝不可能先浸透到袜子左边，然后穿过脚踝，再浸透到袜子右边的。” 众人一想果然是这个道理。 “只有一个解释，”郝玫起立，“审判长，我请求当庭作一个简单的试验。” “可以。” 第47章 我没有杀人（6） 郝玫取来一个盘子， 倒入一盘底的红墨水，然后拿过一只和物证一模一样的袜子， 她指着红墨水说：“这是受害人被侵害后形成的血泊……”又指着袜子说：“这是那只用来作为物证的袜子。” 紧接着她把袜子在红墨水里浸染了一下拿出来，红墨水浸透袜子的两侧， 形成差不多的痕迹。 她展示给大家看：“是不是和物证上显示的血迹形态大致相同？”m.HZgjjｘ.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