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无奈和不祥。“盛”“衰”相对，没有衰世作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20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考虑到逃亡等因素，历史学家一般的推断是秦汉更替过程中的战乱使中国人口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至五十。 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惨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老百姓没有一点存粮，连皇帝的马车都配不齐马匹，宰相出门都得坐牛车。 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惰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ｍ.hzgjjX.Ｃ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