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也是戏迷之一，并且戏瘾特大。每逢节庆，宫中必然锣鼓喧天，皇帝必然场场不落。不但爱听，有时还参与创作。《清稗类钞》载：“高宗精音律，《拾金》一出，御制曲也。”《拾金》是一出小串戏，演一乞丐因偶拾一金，大喜过望，连续演唱多种曲牌，亦庄亦谐，以示欢快。能为这样一出小戏设计唱腔，可见皇帝功力之深。 皇帝爱戏并且懂戏，当然是戏曲事业的一大荣幸。当然，皇帝毕竟是皇帝，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与普通百姓不同。乾隆皇帝对戏曲工作的认识，远比一般人深刻。盖戏曲者，形式喜闻乐见，在不同阶层中都有大量粉丝，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影响更无与伦比。在通过“文字狱”净化“上层文化”的同时，皇帝并没有忘记对底层百姓精神健康的关注。而戏曲，正是搞愚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抓手”。 中国历史上有禁戏传统。对于戏曲的威力，历代统治者均如临大敌。其原因，一是一演起戏来，观者如堵，容易“聚众闹事，通宵达旦，兴讼生盗”，影响社会治安，甚至酝酿社会动乱；二是戏曲这东西太容易打动人心，“近诱男女，远招匪类，长奸诲盗，败坏风俗”，影响“道德风化”。 大清王朝是禁戏最为严格的一代。为了防止戏班子对某些正面历史人物进行恶搞，影响他们在观众心中的高大形象，朝廷规定，戏台上不许出现历代帝王、孔孟圣贤及忠臣烈士。因为“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之神像，皆官民所当敬奉瞻仰者，皆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清世宗实录》）《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之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为了防止出现动乱，清王朝规定，在迎神赛会、庙会之类的群众聚集场所，不许演戏。为了贯彻孔圣人提倡的丧礼必须竭尽哀情的精神，清政府规定，葬礼上不得演戏。为了防止八旗满洲和职业军人因为看戏而意志薄弱，又规定旗人和军人不许看戏。为了防止男女混杂，出现道德败坏事件，规定妇女不许看戏……种种禁止措施的目的，都是把这种新兴娱乐方式的影响力限制在最小范围。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对戏曲工作的思路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作为资深戏迷，皇帝很清楚，不分青红皂白地禁戏是极不明智的作法。“禁”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导致“逆向消费”。你越禁，老百姓就越想看。元明两代及顺康雍三朝的禁戏最后基本都流于形式，戏曲越禁越火，越禁越普及，越禁越深入人心。 皇帝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种娱乐方式，既然可以“污染思想”，同样也能“净化思想”。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极大的误区，那就是只看到戏曲“伤风败俗”的一面，而看不到它在“正面教育”方面的威力。戏曲其实是教育底层民众的最好方式。很多时候，你组织群众学习圣谕，换来的往往是逆反情绪，而看戏比枯燥的学习和说教效率要高万千倍。“每演戏时，见有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患难，虽妇人牧竖，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已。旁视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动人最恳切、最神速，较之老生拥皋比，讲经义，老衲登上座，说佛法，功效更倍。”那些宣传忠君孝亲的戏剧，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功莫大焉。 因此，乾隆朝戏曲工作思路较历代都高明。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乾隆皇帝抓戏曲，有三方面内容，一是禁，二是改，三是创。 禁书工作深入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涉及数量众多的剧本。在审查禁书的过程中，乾隆注意到了一系列有“违碍”内容的戏本。有的涉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有的剧本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情节。有的剧本黄色下流，不利风化。有的剧本宣传凶杀暴力，格调不高。“搂草打兔子”，结合禁书工作，皇帝要求各地官员严格审查民间剧本。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有不法字句”。至于如何“不法”，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估计有斥骂“夷狄”之类的内容。皇帝非常重视，特别下旨说：“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一声令下，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被销毁。这是乾隆禁毁戏曲之开端。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的活动。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发布上谕，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M.HＺＧJＪx.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