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百年，攻守之势已变。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守业之时，最需要的是提倡臣民的“愚忠”。为了“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员，以防止后来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机时同样“应天顺时，通达大义”。 乾隆知道，这样直接违反祖宗定评的大事，后世子孙没有魄力、没有能力去办，承担此责任非他莫属。乾隆四十一年，他特命国史馆实现写法创新，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说，不但钱谦益等后来的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也不能逃过今天的道德审判。开国元勋范文程，虽然未在明朝任职，但因为原是明朝的生员，被乾隆评价为“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李永芳是明朝在职官员中降清的第一人，对后金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乾隆却认为“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入内阁总理军务，功劳最多，乾隆却认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实在可耻。以上诸人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供后世永远批判。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财力的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一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一百二十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续通典》《大清会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的当然数《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内再创一项前无古人的纪录，修撰一部人类史上最大的丛书。皇帝下诏，鼓励藏书家们奉献自己的珍藏图书给国家以为修书之用，谁献得多，皇帝就给谁奖赏。 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话，说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对忌讳文字的狭隘态度，真是天渊之别。大意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本本政治正确，有点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的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一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的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的书房，短短一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一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的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了几日，皇帝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反动”点的书呢？ 原来，在编辑一部前无古人的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一个隐秘的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的一手。然而任何一个重大举措，只有“阳”的一手是绝对不够的。皇帝修此大书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的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的“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么样。他需要一个通盘的了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官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了。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了一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的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的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Ｍ.ＨＺｇjJｘ.CＯＭ